八十年代初，我在欧洲。有一次，同行之间闲谈起各人自己的经历。我说：
“我曾多次在田地（field）上工作过。”
一个同行不明白我为甚么多加一个形容词“多次”，追问道：
“你的意思是不是，你曾一直研究场论（theory of field）？”
我不禁觉得，英文大有缺点，怎麽竟把物理中的场和农村的田野如此不同的两个概念用一个字来表示。也许，对说英文的朋友来说，这不会引起混淆，因为，他们极不可能同时在这两个领域工作。可是，对说中文的我们来说，在这两个领域工作过的，却大有人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间，我前后就有四次从物理的“田野”被驱赶到农村的田野。
第一次，是1957年12月到1958年8月。那是一段既沉重而又轻松的生活。
反右派运动的后期，毛泽东提出“干部要下放劳动”。就像我是中国的第一批青年团员一样，我也是中国第一批的下放干部；就像我入团时并不严格符合团章一样，我的下放也不严格符合“干部下放”的原意。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词汇学，“干部”与“群众”是两个相对的概念，前者指治人者，后者指治于人者。所以，“干部”是指大小官员。“干部下放劳动”的字面含义（即报纸上的解释）是，大小官员应当到被他们管理的群众中去，参加劳动，体尝甘苦。应当说，这层意思并不坏，下放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显然，依据这种字面的含义，对于当时只是一名最低等的研究实习员的我，是绝对轮不上得到这样的光荣，成为一名下放干部的。
然而，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真是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之中没有一位肯来享受这样的光荣，却把光荣都给了我和我的同事。近代物理所（我当时工作的地方）被下放的数十人，大部分是年轻的研究人员。同我分在一个小组的两个人，一个也是研究实习员，另一个是实验室里的工人，后者的工作本来就是最底层的劳动，居然也还要作为干部来下放。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些“光荣”的获得者，有一个共同点，即很多都在反右派运动中“有问题”。实际上，凡在反右派运动中遭到大小批判的人，无例外地都成了下放干部。所以，中国的干部下放措施，从第一天起，其实质就是一种惩戒，一种在光荣名称之下的惩戒。
12月中旬，我们背着自己的沉重行李在北京前门火车站登上南下的列车，去农村。这时，倒有不少干部来送行。他们给每一个下放的人的胸前挂上一朵大红花，以前，似乎只有中了举的或当新郎的人才挂这种花。站台上，干部们的祝贺声，祝愿声，鼓励声，此伏彼起。好不热闹。一时真是显得我们光荣极了，真好像我们是第一批登上通向极乐世界的列车的乘客。后来读历史，才知道，光荣加惩戒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乃是中国历代独裁者的惯用方法。十四世纪，明太祖朱元璋一面处死他的元帅徐达，一面又给徐达树立一个功德碑，这个巨大的石碑至今还孤零零地矗立在南京的郊外。
那天，李淑娴也去送我，在最后相依偎的几分钟里，没有言语，但却是至深的祝福。
我下放的地点是河北省赞皇县南邢郭乡。赞皇县位于太行山的东麓，西边一半是山区，东边一半是平原。南邢郭乡位于东边。从北京乘京汉线火车南行约五个小时有一个小站，叫元氏。从元氏去南邢郭乡最近，但交通工具只有马车。如果赶上双套（即两匹马拉）的胶皮轮大车，跑上一个多小时，也就到了。
马车拉着我们三个人进村的时候，天已黄昏。没有人。也没有狗。土地上没有一丝绿色，死沉的灰黑。周围也极少有树，平坦呆板的田野上，只有几株好像是遇劫之后的枯枝，突兀地插在地上。村落没有灯光，远远看去只能分辨出一个黝黑轮廓，趴在大地上，有如一块大石头，好像从蛮荒时代就被遗忘在这里，再没有人过问。难道，这就是《太行山上》一歌中的太行山麓吗？小学学唱《太行山上》时在心头建立起的美感，从此荡然无存。
太穷荒了，这是当时唯一剩下的感觉。
应当说，年轻的时候，我并不惧怕穷苦的生活，甚至不时还有罗曼蒂克的遐想，去过一段艰难历险的生活。然而，眼前有的并不是艰难历险，而是穷荒之中的愚钝和呆滞。这里的生活并不需要任何智慧和勇气。任何痴笨的人都可以安稳地生活下去，无灾无难，或者不知道何为灾何为难。生活在这里已经不变地循环了一千年，也许两千年了。赞皇一名的来历就是由于一位几百年前的皇帝曾路过此地，从那以后，生活更是没有也不准有一丝变化地循环着。
我们住在村长家，他有一间空余的房。没有电，整个村庄都没有电。三个人睡一个土炕。因为土炕直接与大地连通，必须把炕烧热才能睡觉，否则很快会受冷而得病。就是有冬泳本领的人，也不能抗拒来自大地的寒气。
烧炕用的主要能源是麦秸。受潮的麦秸，很难燃烧。而且，当地火柴也很缺，最通用的起火器仍是天然的打火石。你要学会新石器时代就已有的打火石的用法。首先，用一小铁砧打击火石，令其发出火星。把一小绒纸卷放在火星迸发处。如果打得好，火星可以使绒纸达到摄氏232度，或华氏451度，即纸的燃点。绒纸开始无焰燃烧。这时，再用嘴小小一吹，无焰燃烧变成有焰燃烧。再用此小火焰引燃干草，火焰变大。最后，用干草的火去点燃麦秸，成为大火。在整个过程中，不断要以嘴吹气。忽大吹，忽小吹。你必需有足够大的肺活量，才能使火着起来。普罗米修斯的肝脏之所以每天都要被天鹰吃去，可能就是要让他失去底气，无力吹火，也不能再盗火。
取水比取火略为先进，超过了石器时代。村里只有井水。井很深，十公尺左右。井盘上装有一台辘轳，可将装满水的桶从井底绞出，虽仍是人力，但因有阿基米德的杠杆原理作用，故不感吃力。困难的是将空桶放到井底时必须让水桶翻转，桶底朝上，这样，桶才会下沉入水，装满一桶水。否则，水桶会一直漂浮在水面，只能装满半桶，或根本装不上水。一个在十米以下的东西，只有一条软绳与你相连，要对它进行姿态控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大概学了半个多月，才掌握了这种超距控制技术，能准确地让水桶以朝下姿态入水。这半个月里，我经常被困在井台之上，不得不大作牛顿的水桶理想实验。我相信，世界上不会有太多的物理学家曾像我这样忠实于牛顿的水桶。
南邢郭乡地处平原，还算是赞皇县比较富的地方。我的一个中学同学，他从哲学研究所下放，也来到赞皇县。但他是被放到西部山区。那里就连水井也没有了，水的唯一来源是雨。地上挖有一些大坑，用以积留雨水，吃水用水皆取自坑中。到冬季，不下雨，积水日趋减少。这段时节，除了食用之外，一切其他用水严加禁止。我的这位哲学家同学告诉我，因为缺水，他曾一连有四个月不洗脸也不漱口。也许这到很适合他的职业－－哲学。在中学时，我们就给他起过一个绰号thinker，因为他常常模仿罗丹的那个有名雕塑，枯坐沉思，好像进入了玄境。显然，不洗不漱而幽居深山的生活更接近哲学家所追求的玄妙境界。
一些非哲学家则难于在这种境界中忍耐，离队了。同我一起来的那个工人，一个月后即自行跑回北京，不再回来。然而，大多数的年轻知识分子，却渐渐地在这种原始生活方式中坚持下来。因为，他们（包括我在内）都真的相信，只有通过这荒漠原始的磨炼，才可以使自己的灵魂走向圣洁。
当时人人清楚，我们这些所谓的下放干部，是来改造思想的。尤其，在反右派运动中遭到批判的人，更有一种负罪感。觉得，只有通过繁重而艰苦的体力劳动，才能使自己得以赎罪和新生。应当说，这种认罪的心态，是真诚的，无矫饰的。有不少人，一下到农村，就拼命地劳动，什麽工作脏什麽工作苦，就去做什麽。下意识地认为，劳动越多，赎出的罪也就越多，二者是成比例的。
然而，“自己当真有错有罪麽？”这个问题也总在心头时隐时现。因为，总是有两个各自合理但又相互对立的推论，缠绕着自己，象一个不可解的康德的二律背反。二律之一是，斗争会上那些“不老实！”的口号声并没有从逻辑上证明那些右派观点是错误的，特别，研究三害根源为什麽就是有错有罪，难道一件事是可以没有根源的？二律之二是，无论如何，似乎也不应怀疑共产党或毛泽东本身的正确性，这是自己的信仰所在，既然反右派运动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怎麽可能那些被批判的右派观点一点也不错？
劳动带来的疲惫和困顿，也许能像麻醉品一样，使自己暂时地忘掉这个背反，然而，并无助于找到它的解。
跟着，是一个更加难解的背反。
1958年1月2日，我接到李淑娴来信，她说，她已于1957年底正式地被开除了党籍。这本来是意料中的事。邓小平在有关反右的报告中早说了，党内的右派分子一律都将被清除出党。
问题是，当时我还是党员。按照阶级斗争原则，我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只有一条路，即立即与李淑娴断绝关系。因为，一个共产党员，是不允许与一个阶级敌人相爱的。右派分子，按其定义，就是一种阶级敌人。这是一个无情的定义！在反右派运动中，不知有多少对痴情者，一夜之间，就在这定义之前，分了手，从此相互成为路人。一切脉脉的含情，都无济于事。我的同学和朋友中，凡有这类境遇者，无一幸免，个个都被迫在自己的人生旅程中演了一出生离的悲剧。
如今，命运该轮我们演出了。
我于1958年1月4日从南邢郭乡赶回北京。去北大。燕园里，一片肃杀之气。我们面临决择，面临以下的二者择一。或者，忠实于信仰，分手；或者，忠实于感情，结合。命运等待我们决定，也必须立即决定。我已经不能完全记清，在那不眠的两天两夜里，我和李淑娴一共说过多少话了（也许，李淑娴比我记得更多，在她的回忆录中会有更详尽的记述）。我只记得，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我们反而更冷静、更理智了。不全是由于信仰的引导，也不全是由于感情的引导，而可能更多是理性的引导，使我们最后决定：“冷冻”我们之间的恋情。什麽叫“冷冻”，至今我们还不能说清它的确切含义。然而，确实是它，使我们在这多连通的人生拓扑上，找到了一条回路，平安而且最终幸福地渡过了这一幕炼狱。
“冷冻”期间，我们相互不再写信，断绝了一切时空上的联系。但是，心与心之间的相通，是超越物质的，超越时空的。
再回到南邢郭乡时，我懂得更多了，心情也更平静，我投入了劳动。
（未完待续）
摘自《远见》1992年第一期
《华夏文摘》总四十期(cm9201a)